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，阴森的惩罚盛会虽然在各地还时而零星地出现，但毕竟在逐渐消逝了。在这种转变中有两个进程。它们不是同步的，而且原因各异。

第一个进程是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。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，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。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首次废除，后来虽曾有过短暂的恢复，但在1830年被再次废除。示众柱刑在法国于1789年废除，在英国于1837年废除。

在奥地利、瑞士以及美国的一些州，如宾夕法尼亚，曾使用囚犯从事公益劳动，如清扫城市街道、修整公路。这些身穿囚衣、剃了光头的犯人被带到公众面前。人们对这些恶棍的嘲弄，常常激怒他们。他们很自然地会对挑衅者进行疯狂的报复。为了防止他们以牙还牙，就给他们戴上铁颈圈和脚镣，上面还绑着炸弹。他们拖着铁链，从事丢人现眼的杂役。警卫腰挎刀剑、短枪和其它武器进行监督。

在法国，公开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续到1831年，并受到激烈的批评。雷阿尔指责说，这是一种“令人作呕的场面”。这种做法最终在1848年4月被废除。

以往用铁链拴住的囚犯队伍跋涉整个法国，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显眼的黑色囚车。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。而且，依然存留的每一种戏剧因素都逐渐减弱了，仿佛刑罚仪式的各种功能都逐渐不被人理解了，仿佛这种“结束罪恶”的仪式被人们视为某种不受欢迎的方式，被人们怀疑是与罪恶相联的方式。

在人们看来，这种惩罚方式，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，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。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，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，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，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，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。早在1764年，就有人指出：“极其恐怖的谋杀被人们不动声色地若无其故地重演着”。公开处决在此时己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。

因此，惩罚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。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：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，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，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，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。

结果之一是，司法不再因与其实践相连的暴力而承担社会责任。如果它过于强硬，开了杀戒，这也不是对本身力量的赞颂，而只是它的一个因素，是应该予以容忍的，也是很难说清的。责难被重新分摊。在惩罚景观中，从断头台上弥散出一种混合的恐怖，把剑子手和罪犯都笼罩起来，这种恐怖总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耻辱转换成怜悯或光荣，而且还常常把刽子手的合法暴力变成耻辱。